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很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。自明朝开始对外贸易以后，中国茶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，如美国独立战争、中英鸦片战争等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在20世纪以前，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，茶叶市场的兴衰可谓关乎着国计民生之大事，尤其对于某些沿海沿江的省市来讲情况更是如此，比如福州港口的兴起与衰落，可以说其“成也茶叶，败也茶叶”。因此，从华茶的对外贸易史中，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征。本文正是立足于福州开埠后，茶叶贸易从兴到衰发展变化的这一小路径，来透视中国近代化曲折历程的这段大历史。
一、福州崛起的时代背景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茶像丝绸、瓷器及“四大发明”一样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不朽贡献。可以说，在近代一部茶叶贸易史就等同于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。正是由于茶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，居于如此特殊的位置，所以茶叶史研究也就成了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领域，而对茶市的区域性研究更是方兴未艾。本文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，对近代福州茶市所做的不算成熟的探讨。对福州茶市作出过专门研究的有：林立强《茶叶 福音 传教——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》、[1]《西方传教士与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》；[2]程镇芳《鸦片战争与福州茶港的兴起》；[3]姜修宪《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——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》[4]等（还有许多文章虽然都涉及到福州茶市，但都不是对其所作的专门研究，所以这里就不再引述）。以上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福州茶市变迁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，故此本文在他们的基础之上，对福州茶叶贸易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给予尝试性的浅析。
众所周知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经营中，对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，逐步创造出独具东方特色的茶文化来。同时，在农业文明时期，茶叶生产及贸易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。尤其在明清两代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，茶叶市场空前繁荣起来。这期间，又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兴起，进一步为华茶外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，这从而刺激了国内茶叶的规模生产，武夷山脉、云南普洱、皖南山区等逐步发展为茶叶的专营区。在此基础上稳定的茶叶市场及运输路线逐步形成，一些处于茶叶贸易网络中心的城市和地区，如广州、河口等城镇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。直到19世纪中叶，这些城市或地区在区域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功能，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林则徐虎门销烟
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中国战败被迫开放五口通商，中国市场打开，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便蜂拥而至。于是旧有的贸易体制被打破[5]，新的贸易体系渐趋形成[6]。 以前某些作为茶叶贸易中转站的城市和地区受到严重冲击，地位日趋衰落。而同时新的贸易集散地却迅速崛起，在崛起的港口城市中，福州正是得益于武夷山红茶的转口贸易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在加强侵略的同时，也把中国逐步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内，他们一面向中国倾销商品，一面加紧掠夺中国资源。当时由于华茶特别受到外国人的青睐，因此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宗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。开埠之初，其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，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潜能便瞬间迸发出来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福州才一跃而成为国际贸易网络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流星。之所以称它为“流星”，是因为它纯属于那种暴发户型的城市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名，而又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湮灭，从此萎靡凋零再也没有重振雄风。
二、福州茶叶贸易的兴起与衰落
五口通商后福州港口的繁荣景象
福州1844年7月才正式开埠，是五个通商口岸中开埠最晚的一个。因为临近红茶主要产区武夷山，西方势力早就对之垂涎三尺，在沉寂中差不多静待了十年的功夫，终于在1853年等来了第一批茶叶输出，此后其势头便一发而不可收，出口量迅速飙升。从1854年起直到80年代，福州对外的茶叶贸易量一直居高不下。1854年，据福州海关统计，出口茶叶13万担计650万公斤（实际还要多），有55艘船（其中英37，美14）进行运输，这年6月，光洋行就增加了7家；1855年，由于这一年广州贸易几乎陷于停顿，福州茶叶出口量增至27万担计1350万公斤，船只猛增到132艘，载重量达51，674吨；1856年其出口量更是增加到40，972，600磅（约1860万公斤），外国货轮148艘；而同年的广州和上海茶叶出口额分别为21，359，865磅（约970万公斤）和36，919，064磅（计1675万公斤）。1859年7月的茶叶上市季节，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量为3，558，424磅（约161万公斤），从厦门运出5，265，100磅（约240万公斤），上海6，893，900磅（约313万公斤），而从福州运出11，293，600磅（约512.3万公斤）；同期运往英国的茶叶，广州41，586，000磅（约1900万公斤），上海12，331，000磅（约560万公斤），福州36，085，000磅（约1360万公斤）。换句话说，在开始茶叶贸易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里，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已达到广州、上海两地出口总和的三分之二。在1863—1864年度，截至5月31日，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分别是：英国43，500，000磅（约2000万公斤），澳大利亚8，300，000磅（约375万公斤），美国7，000，000磅（约318万），三者相加数量达58，800，000磅（约2700万公斤）。[7]
据统计1871—1873年，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，000万元，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，797万元，占52.7％。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％至44％，也即是说，福州仅茶叶出口一项，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％左右。[8]以上这些数字表明福州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已迅速上升为中国最大的红茶贸易口岸，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。到1880年这种出口贸易达到最辉煌时期，出口量为801，110担（约4000万公斤），价值265万英镑（约4000万元）。至此，福州已成为“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。”[9]
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图 |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
然而正当这种贸易步入鼎盛时期，福州茶市与全国茶市一样却隐含着深刻的危机，其表现为：
1， 由于红茶畅销，红茶生产在全世界得到推广，价格下跌，从而引起竞争加剧。
清代武夷山茶的主要市场是英国，武夷山星村所产功夫茶与小种茶在欧洲尤其受到英国人的欢迎。但是红茶制作简单，很快在中国南方各省普及，安徽祁门红茶整体质量渐渐超过福建红茶；在国际市场上，由英国资本控制的印度、锡兰茶园日益扩展，所产茶叶叶厚味浓，特别符合英国人的口味，英国人逐渐改喝印度、锡兰红茶，于是福建红茶也就逐渐失去了英国这个重要的市场。
2， 英、美茶商操纵茶叶市场，他们有意制造生产过剩的局面，使福建茶叶价格惨跌。
中国茶市原由广州茶商控制，价格上涨很快；但茶市转到福州以后，英美商人捷足先登，著名的旗昌、怡和等行都在福州开辟洋行。他们以雄厚的资本逐步控制福州茶市，华商无力争锋，徒叹奈何。为了获得高额利润，每逢初春，他们竟相抬高茶价吸引茶商前来售茶；而当各地茶叶大量上市时，他们又狠杀茶价，迫使茶商低价售出，致使中国茶商赔本。19世纪80年代以后，由于茶商连年亏损，人人都对红茶贸易望而却步。
3， 官府茶税过重，茶农、茶商受到相当大的打击。
清代道光１３年茶税票据
自武夷山茶贸易以来，清政府就垂涎于茶利，不断增设税局，加多厘卡，竭力抽征，武夷茶运输所要经过的河道、港口，几乎都设置了税卡，如水口、松溪、三都等地都设有专门征收茶税的机关；茶商要纳的税越来越多，平均一担茶要纳税四两四钱，这对福建茶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在茶税不断攀升的同时，茶价却在不断下跌，1898年福州市场上的茶价才十三两五钱，比鼎盛时期的茶价惨跌了三分之二。这一正一反的变化使茶农和茶商艰难到难以喘息的地步。[10]
另外，新航路的开辟(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)、国际航海业以及国际电讯事业的发展，虽然都曾促成了华茶远销世界各地，但最终却成为削弱其主导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比如，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英商运输华茶必须要经过好望角，一般帆船要行驶120天左右；就是抢运茶叶的飞剪船也需时90天。这样当华茶运到伦敦时，肯定成为抢手货；而新航线的开辟改变了这一切，它缩短了产销之间的距离，加快了新茶上市的时间，降低了运输的成本，使本来昂贵的武夷红茶价格一降再降。
如果说国际远洋轮运业的发展，大大降低了中西货运成本，缩短了货运时间，而国际电讯事业的兴起则彻底改变了中西贸易的经营方式。19世纪40年代，西方国家已经掌握架设陆上电线技术，50年代便能够铺设海底电线。1866年英美之间成功架设了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线。很快，70年代欧洲通往中国的海底电线也铺设成功。从此欧美对中国的信息传递便由电线联系，过去传递时间以旬、月计的信息，至此在几小时内便可到达。海底电线的铺设，彻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旧局面。例如在英国本土的商人，再不需要通过渡船航行千万里来了解海外的讯息，他只需发一个越洋电报，便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由于电讯工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，而中国商人又对世界市场一无所知，这样主动权便掌握在外商的手里。外商完全控制了贸易的局面，从而使得中国茶叶市场受制于人，只得依